在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作为地质行业的第三代子弟，从小到大耳濡目染了地质队员常年驻守野外的工作模式，想当然的以为我们的行业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直到读了亚洲卓越新闻奖获得者、国内一流的纪录文学大师张泉先生的著作《荒野上的大师》，才知道了民国时期的丁文江、翁文灏、谢家荣等地质先行者的名字，才知道了习以为常的田野地质工作原来有这样传奇的来路。

    整本书的内容看起来感觉“热辣滚烫”，我一次次忍不住泪目，在书中记下无数标记与感叹！民国混乱又苦难的背景里，一个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从那个尘土飞扬的年代活生生地走到了我的面前。蔡元培、梁启超、冯熙运、张伯苓，这些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竟然都帮助过民国时期的“地质调查所”。而我们语文课本里的“熟人”鲁迅先生首先正经学的是开矿。他和同学合著的《中国矿产志》还是当时国民的必读书。回望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科学还是一片待开垦的荒野。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里，却有一大批科学工作者，在吃穿用度什么都是重重困难、连生命都岌岌可危的乱世，用中国科学人的铮铮铁骨在世界上硬刚出了中国人的科学成就。

    翁文灏的《地质学讲义》、谢家荣的《甘肃玉门石油报告》《石油》、丁文江的《中国矿产志略》，地质学的一系列学术成就在内忧外患、国土沦丧之际先后粲然出世，在侵略者极尽所能的抹黑我中华历史、否定我中华文化、贬低我中华儿女血脉之时，一介书生用瘦弱的双肩扛起了民族尊严，向世界证明“我们绝非下等民族”。

    丁文江从英国学成归国，面对中国地质调查几乎一片空白的状况，背起地质锤、罗盘和放大镜，独自一人深入山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崇山峻岭中，进行动辄数月经年的地质考察，行程几万里全靠一双脚。他以近乎苦行僧般的研究方式，留下了中国科学家系统田野调查的第一串脚印。

    地质先辈于乱世荒野之中培养起了中国第一代地质人才：李四光、谢家荣等都曾跟随丁文江在野外摸爬滚打。他们的田野研究之路，浑身泥泞、狼狈不堪，却是文明的拓荒者，用脚步证明了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蕴藏着无尽的矿产资源。1922年1月，他们成立了中国地质学会，并提交了4篇论文，8月就被吸纳进了国际地质学会。中国地质学的异军突起给中国人在世界上带来了尊严之光。

    丁文江开创的田野工作方法成为中国地质学界最宝贵的遗产之一。他一改中国文人自视高贵、轻视劳动的旧习，传递了一种吃苦耐劳的科学精神和研究方法。胡适盛赞他“这样最不怕吃苦，又最有方法的现代徐霞客，才配做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这和我们新中国成立后地质行业“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的“三光荣”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四特别”精神一脉相承。

    我的外公是地质队的钻机机长，他以铁人王进喜为榜样，从不提地质钻探工作的辛苦，只是默默在野外奉献了自己；我的母亲参加过地质队的女子钻机，以瘦弱的肩膀扛过钻杆，为山上施工的地质队员挑过热腾腾的饭菜；我的父亲是70年代西北大学地质系的大学生，赶上了地质行业最火热的年代，他用青春与研究精神丈量了陕西秦岭的各个矿脉，成为陕西地矿的地质专家、全国劳动模范，被业内人士称为“秦岭活地图”。成长在这样的地质家庭，从小我就知道地质人的办公室在大山里，地质人的心血成就与牵挂都在大山里。虽然现在单位从陕南迁到了关中平原，但至今只要我看到、走进大山就会有回家的踏实感，和被亲人拥抱的温暖。《荒野上的大师》让我听到了跨越了一个世纪的召唤，让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地质人精神血脉的传承。

    《荒野上的大师》还原了一代中国科学人的科学探索历程——将现代科学的研究范式引入中国，将实证精神植入学术传统。100年前，丁文江在西南山区踏出的第一步开启了中国科学人新世界的大门，这扇科学的魔法之门从此再未关闭。丁文江们在荒野中播下的科学种子已经长成了葱郁的密林，而根脉始终深植于那片他们一步步丈量过的土地。在知识获取日益便捷的今天，这种“用脚做学问”的精神传统，也许是一剂唤醒学界、业界的良药，需要我们珍视和薪火传承。

    （作者为陕西地矿综合队李文）